先问你个问题：如果让你一辈子只干一件事，你能做到什么程度？
是做到行业顶尖，还是干到无聊中途跑路？今天说的这几位古代狠人，把一件小事干到了什么地步呢？干到皇帝找他办事都得等，干到后世文豪见了他的作品都不敢提笔改，干到过了上千年，大家提起来这个行当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他。
磨镜子磨成皇宫御用，皇帝想见都得排队
北宋有个叫陈承昭的人，这辈子别的都不会，就会磨铜镜。
你可别觉得磨镜子是个简单活，古代的青铜镜用久了就会氧化发乌，要磨得光可鉴人，全靠手上的力道和独家的磨镜药配方，差一点出来的影子都是歪的。陈承昭磨了一辈子镜子，手里出来的镜子，别说照人脸，连脸上的细毛都能数得清。
后来宫里的铜镜都要送给他磨，宋仁宗专门下过旨，宫里的镜子非陈承昭磨的不能用。有一次宫里急着要一批新镜子，太监跑到他家催，他慢悠悠说手上还有几家老百姓的镜子没磨完，得按顺序来，愣是让皇帝等了三天。
《梦溪笔谈》里专门记过他的手艺，说他磨的镜子，哪怕放个几十年，只要再拿出来擦一擦，光亮跟新的一模一样。他死了之后，宫里再也找不到能把镜子磨到他那个水平的人，后来的人学他的方子，磨出来的镜子总差那么点意思。
一辈子只刻八个字，后世文豪不敢改他的碑
唐代有个叫邵建和的刻字匠，这辈子专门刻石碑，尤其是楷书碑。
他刻碑有个规矩：只刻大书法家写的字，写得不好的给多少钱都不刻。而且他刻字之前要对着字看三天，摸透了书法家的笔势才下刀，别人刻碑是照着描，他刻出来的字，连笔墨晕开的那个质感都能还原出来。
当时柳公权写的碑，全天下只有邵建和敢刻，换个人刻，柳公权总觉得少了点味道。最牛的是他刻的《神策军碑》，碑头上有“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”十四个字，后世的书法家临摹，连字里的刀锋痕迹都要照着他刻的来，有人说哪怕柳公权自己再写一遍，都未必有他刻出来的有神韵。
他这辈子刻了多少碑没人算过，但是后世的人见了他刻的碑，连在上面题个跋都要掂量掂量，生怕自己的字配不上他的刀工。宋代的大文豪欧阳修收了他刻的一块残碑，宝贝得不行，说这字刻得“刀笔俱尽，而神采自生”，连改一个笔画的胆子都没有。
捏泥巴捏成供品，苏轼专门为他写了首诗
北宋有个叫张山人 的，不对，是叫张成的陶艺匠，这辈子就会捏一种叫“泥孩儿”的小泥人。
别的匠人捏泥人都要画草稿，捏各种各样的造型，他不，他只捏胖乎乎的小娃娃，而且每个娃娃的表情都不一样，有的笑有的闹，连脸上的小酒窝都捏得清清楚楚。他捏泥人用的泥是专门从苏州城外山上挖的，要晒三年，筛五遍，才敢上手捏。
当时苏州城里办喜事，都要摆上一对他捏的泥孩儿，说是能求子，哪怕他卖的泥人比普通的贵十倍，大家都抢着买，甚至有外地商人专门排队等半年，就为了带几对回去。宫里的贵妃听说了，专门让人来买他的泥人，放在宫里当摆件。
苏轼路过苏州的时候，专门去他家看他捏泥人，看了半天惊叹不已，当场写了首《赠张山人》，说他“弄泥成儿解人意，巧夺天工世无比”。他捏的泥人到了明代还有人收藏，《酌中志》里说，当时的收藏家要是能有一对张成捏的泥孩儿，价格跟宋代的官窑瓷器差不多。
修琴修到能听出木头的年龄，皇帝把他的名字刻在琴底
唐代有个叫雷威的斫琴师，他们家祖孙几代都做琴，但是只有雷威，一辈子除了做琴修琴，别的什么都不关心。
别人做琴都要挑好的桐木，他不一样，他每年大雪天就跑到峨眉山上去，躺在树底下听风吹树的声音，声音清亮的树，他才砍回来做琴。他做的琴叫“雷公琴”，弹起来声音像金石相击，放在水里泡三天都不会变形。
唐代宗听说他的手艺，把他召到宫里，让他给宫里的旧琴都修一遍。他拿起一把琴，弹了两下就说这琴的木头是晋朝的，以前被火烧过，拆开一看，琴腹里果然有晋朝的年号，还有火烧过的痕迹。唐代宗佩服得不行，让他在所有修好的琴底都刻上“雷氏修”的字样，说以后宫里的琴，只要有这三个字，就不用再检查了。
后来他做的琴，到了宋代已经是无价之宝，欧阳修家里有一把他做的琴，弹了一辈子，临死前专门交代子孙，这琴要当传家宝，绝对不能卖。
你看，这些人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既没当过大官，也没发过大财，但是他们把手里那点事磨到了极致，反而比很多帝王将相的名字留得还久。
现在我们总说“工匠精神”，其实哪有什么高大上的定义，不过就是像这些人一样，一辈子认死理，把一件小事，干到没人能替代的地步罢了。
要是现在让你选一件事干一辈子，你会选啥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