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有没有觉得杨广和李世民的人生剧本，前半段简直是复刻的？
都是十几岁就带兵打仗，二十出头平定江南，都是老爹开国的第二子，都靠搞掉亲哥坐上太子位，上台之后都热衷于打高句丽、修大型工程。可为啥一个把富强的隋朝玩崩了，死在江都给人骂了上千年；另一个开创了贞观之治，被周边民族尊为天可汗？
两人的差距，从来不是什么能力天赋，而是坐在龙椅上之后，能不能看得清脚下的人。
同样是花钱，一个把百姓当耗材，一个把百姓基本盘
杨广登基的时候，接手的是啥家底？他爹隋文帝攒了二十多年，仓库里的粮食够吃五六十年，户口比贞观年间多了一倍还多。换一般人躺着都能当盛世明君，可杨广偏要当「千古一帝」。
修大运河，征发几百万民夫，工期催得紧，监工又狠，累死的人占了一半，沿途死的人都不用埋，直接填到河道里凑数。建东都洛阳，每月征调两百万人，宫殿要用的大木料从江西运过来，每根木头要两千人拉，走一趟要几十万工时。
他不是不知道死人，是根本没把这些百姓的命当回事。在他眼里，这些人就是实现他宏大抱负的耗材，死多少都无所谓，反正国家人多。
李世民呢？刚上台的时候遇到突厥打到渭水边，空国库里连像样的赎金都凑不齐。他也想修宫殿，也想搞大型工程，可每次提出来都被魏征骂回去，骂多了他自己也想通了：皇帝过得舒服了，老百姓就得不舒服，老百姓不舒服了，皇位也就坐不稳了。
贞观年间朝廷修工程，从来都是农闲的时候才征民夫，还给工钱，要是耽误了农时直接免当年赋税。杨广搞工程是使劲薅百姓羊毛，李世民搞工程是先让百姓把日子过下去，剩下的钱再办事。
同样是打仗，一个赌上国运，一个算清成本
两人都打过高句丽，杨广打一次征调一百多万士兵，加上运粮的民夫总共几百万人，征调的民船不够，就让工匠在水里站着造船，工匠腰以下都烂了生蛆，死了快一半。第一次征高句丽败了，死伤几十万，他连眼都不眨，第二年接着征，第三年还要征，最后全国都反了，他还在琢磨怎么打第四次。
他打仗根本不算账，反正我是皇帝，我要打胜仗，你们就得给我出人出钱出命，打输了是你们没用，和我没关系。
李世民打高句丽就务实多了，第一次出兵只带了十万兵，还特意选的是愿意去的人，沿途不怎么扰民，打赢了缴获的物资都分给士兵，牺牲的人朝廷出钱安葬，还亲自去祭祀。打了一次没拿下来，他立刻就收手了，知道硬打耗不起，转而搞小规模骚扰，慢慢耗高句丽的国力，直到高宗时期才彻底灭了高句丽。
李世民说过一句话：「君，舟也；人，水也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」这话杨广肯定也听过，但是他从来不信。他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，权力无限大，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，百姓就算有怨气，也翻不了天。
同样是当皇帝，一个听不得半句坏话，一个敢听骂声
杨广最大的毛病，是从来不觉得自己会错。他常跟身边人说，我就是不喜欢听人劝，谁要是敢提意见，我就杀谁。大臣劝他不要巡游无度，杀；劝他不要打高句丽，杀；后来农民起义都快打到洛阳了，有人跟他说实话，他还是杀，到最后满朝文武没人敢说真话，各地报上来的叛乱消息全被压下来，他还以为天下太平呢。
李世民呢？魏征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骂他，气得他回宫说要杀了这个乡巴佬，最后还是忍着气把骂声听进去了，不仅不杀魏征，还把他当镜子。就算是大臣提的意见不对，他也不会随便降罪，就怕以后没人敢说真话。
其实杨广的文采、军事能力，一点都不比李世民差，但是他太自负了，觉得自己全知全能，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。这种人当普通官员可能是个能臣，当皇帝就是灾难，因为他手里的权力太大，又没人能约束他，犯一次错就是百万级的人命，犯几次错国家就没了。
两人的本质区别，是对权力有没有敬畏心
你会发现，杨广从头到尾，想的都是「我要做什么」，从来没想过「百姓需要什么」。他修大运河是为了方便自己下江南，打高句丽是为了给自己挣功业，所有的政策出发点都是满足自己的雄心壮志，至于百姓能不能承受，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。
李世民刚好反过来，他做所有事之前，先想的是「这么做百姓会不会反对」，「会不会动摇国家的根本」。他不是不想享乐，不是不想建功立业，但是他知道，皇帝的权力不是无限的，一旦超过了百姓能承受的边界，就算你爹留下的家底再厚，也迟早会被败光。
隋朝的百姓其实很无辜，本来以为结束了几百年的战乱，能过上好日子，结果碰到个不管人死活的皇帝，好日子没过几天，要么被拉去修运河，要么被拉去打仗，十户人家死了五六户。后来大家想通了，反正怎么都是死，不如反了，说不定还有条活路。
而唐朝初年的百姓，碰到的是一个知道怕的皇帝，他怕百姓反，怕国家乱，所以宁愿自己少享受点，也要让百姓先活下去。结果反而成就了一个人人向往的贞观盛世。
其实历史反复在说一个道理：不管你有多大的雄心，多强的能力，要是做事的时候，眼里只有自己的目标，没有脚下普通人的死活，那就算你开局拿的是天胡牌，最后也只能落得个满盘皆输的下场。杨广是这样，后世很多和他一样的人，也是这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