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阵子翻明清话本，发现个有意思的事：只要是写商人，十个里有八个半都是“见利忘义”的反面角色，要么囤货抬价发灾年财，要么缺斤短两坑普通百姓，连“奸商”这俩字都快成商人的固定前缀了。更怪的是，古代明明有范蠡、吕不韦这种靠经商名留青史的人，可历朝历代都把商人压在“士农工商”的最底层，有钱也没地位，这事儿说起来可真不是一句“重农抑商”就能解释清的。
“奸商”俩字的由来，居然和大米有关？
很多人不知道，“奸商”最早其实是从“尖商”变来的。这话是民间老辈传下来的，说过去开米行的商人做买卖，卖米用斗量，正常人家买一斗米，商家得把斗里的米堆得尖尖的，多出来的那点算是给顾客的添头，足斤足两还多让点利，这才叫厚道的“尖商”。
后来人心坏了，不少商家往米里掺沙子、凑分量的时候故意把斗刮得平平整整，别说尖了，连够不够称都难说，老百姓吃了亏，慢慢就把“尖商”骂成了“奸商”。明朝万历年间有个笔记写过，苏州有个米商趁涝灾把米价翻了三倍，还往米里兑了三成陈米，被百姓堵在家门口骂“奸商”，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把这俩字连在一起用的记录。
老话说“无商不尖”变“无商不奸”，说白了就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，少数黑心商人把整个群体的名声都带臭了。
朝堂打压商人，算的可不是经济账
别以为古代统治者傻，不知道商人能搞活经济，他们压商人地位，算的是政治账。你想啊，古代是农耕社会，粮食是命根子，要是所有人都觉得经商赚钱快，都跑去做买卖没人种地，那天下不就乱了？所以从商鞅变法开始，就定了“重农抑商”的调子，商人哪怕再有钱，也不许穿丝绸、不许做官，甚至连出门坐车都有规制，就是摆明了告诉所有人：经商再赚钱，也是低人一等的行当。
还有个上不了台面的原因：商人太有钱了，容易威胁到皇权。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明朝的沈万三，出钱帮朱元璋修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，还主动提出要犒赏军队，朱元璋一听就火了：“匹夫敢犒劳天子的军队，这是要反啊！”直接就把沈万三抄家发配了。你说这种情况下，哪个皇帝敢让商人地位高？真要是让商人手里既有钱又有权，那朝廷的话语权还能稳吗？
老百姓恨商人，才是真的扎心
朝堂打压是政策原因，可普通老百姓也瞧不上商人，这里头的原因就更现实了。古代交通不便，信息差大，商人做买卖靠的就是“低买高卖”，东边收的粮食五文钱一斗，运到闹饥荒的西边就能卖五十文，在百姓眼里，这就是“空手套白狼”，没种地没出力，光靠倒腾就赚走了老百姓的救命钱，可不就是奸猾吗？
还有不少商人确实不干人事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写过个晋商，灾年开粥厂施粥，看着是做善事，实则粥里掺了一半的沙土，只为了赚个善人的名声逃税，最后被灾民掀了粥棚。更别说那些卖假药的、卖假胭脂假首饰的，吃亏的都是普通百姓，时间长了，“商人没一个好东西”的印象就刻进了老百姓的骨子里。
商人的低地位，其实是古代的特殊产物
说来说去，古代商人地位低、被骂奸商，本质上还是时代的局限。农耕社会缺的是粮食、是劳动力，商人的流通价值体现不出来，反而逐利的特性被无限放大，再加上少数黑心商人的作死操作，和朝廷有意无意的引导，才落了这么个千年的坏名声。
其实翻野史你会发现，很多被骂成奸商的人，背地里修路建桥、灾年开仓放粮的事没少干，只是这些事，要么没被记下来，要么记了也没人信。到了现在，商人早就不是什么低人一等的行当，只要合法经营、诚信做事，谁也不会随便拿“奸商”俩字扣帽子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