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清晨，长安城玄武门的晨雾还没散尽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踏碎了宁静。这一天发生的事，后来被写进了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，成为大唐开国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页。但千年以来，总有人在暗地里嘀咕：那本正史，怕不是被人动过手脚吧？尤其是那位亲手缔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，真的像史书里写的那样，只是「被迫自卫」才发动玄武门之变吗？
疑点重重的「自卫反击」
咱们先看看正史怎么说。《旧唐书》里写，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要谋害李世民，先在酒里下毒，又要调走他的兵马，李世民忍无可忍才决定「先事图之」。听起来合情合理，简直是被逼到墙角的无奈之举。
可仔细琢磨就不对劲了。李建成当时已经是太子，李渊身体也还硬朗，他有必要急着毒死弟弟吗？就算要动手，怎么会笨到在自己家里请客下毒，明摆着让李世民抓把柄？更蹊跷的是，玄武门之变当天，李世民带了九个人就敢去伏击太子和齐王，这哪像是仓促应战，分明是蓄谋已久的斩首行动。
「建成元吉实有谋害之心，太宗不得已而为之。」——《旧唐书·太宗本纪》这种官方说法，就像把红烧肉里的肥肉都剔干净了，只留下精瘦肉，吃着是香，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被「请」走的起居注
要说李世民改史的铁证，还得提提「起居注」这回事。古代有专门的史官，每天跟着皇帝记录他的一言一行，不管好坏都得记下来，这叫「起居注」。按规矩，皇帝是不能看自己的起居注的，怕他干预记录。
可李世民偏不按规矩来。贞观九年，他刚当上皇帝没几年，就跟房玄龄说想看国史。房玄龄一开始还挺硬气，说这不合规矩。李世民就软磨硬泡，说我看这个是为了「鉴戒善恶」，不是要改。房玄龄拗不过，只好把起居注删改一番，编成《高祖实录》《太宗实录》给他看。
这里面就有猫腻了。原来负责写起居注的史官叫褚遂良，后来有人问他：「皇上要看起居注，你真给了？」褚遂良说：「当然没全给！要是他看了不高兴，让我改，我可不能改。」这话听着硬气，但《旧唐书》里明明白白写着，房玄龄确实「删略国史为实录」。删了什么？没人知道。
被美化的「千古一帝」
咱们来对比一下新旧唐书里的记载。《旧唐书》成书于后晋，离唐朝不算太远，里面写李建成「性宽简，仁厚」，李元吉「骁勇，善用兵」。到了北宋欧阳修写《新唐书》，李建成就成了「骄纵」，李元吉成了「凶险」。这中间差了一百多年，评价怎么就差这么多？
更有意思的是李渊。按《旧唐书》，李渊太原起兵是他自己的主意；到了《新唐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，就变成全是李世民的功劳，李渊反倒是个犹豫不决的老头，被儿子推着才造反。这就好比公司上市了，董事长的功劳全被CEO抢去了，你说怪不怪？
- 武德二年，李世民打薛仁杲，《旧唐书》说「诸将皆以为不可」，李世民力排众议才打赢
- 武德四年，打窦建德，又是「诸将请避其锋」，李世民又力挽狂澜
- 好像整个唐朝开国，就李世民一个明白人，其他人都是糊涂蛋
这种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」的写法，是不是有点太刻意了？
改史背后的帝王心术
李世民为什么要改史？其实不难理解。他杀了亲哥哥、亲弟弟，逼着老爹退位，这在讲究「忠孝」的古代，是天大的污点。要是史书如实写，他就成了弑兄逼父的乱臣贼子，贞观之治再辉煌，也洗不掉这个黑历史。
所以他必须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，把李建成塑造成坏人。这样一来，玄武门之变就不是「弑兄篡位」，而是「拨乱反正」；他当皇帝不是「抢来的」，而是「天命所归」。这招在历史上屡试不爽，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，不也说自己是「金匮之盟」才继位的吗？
但话说回来，李世民虽然改了史，却没把事做绝。他没像后来的清朝那样搞文字狱，也没把所有反对他的人都杀了。他留下了房玄龄、魏征这些敢说话的大臣，开创了贞观之治。所以后人虽然知道他改了史，却还是愿意称他为「千古一帝」。
历史的罗生门：我们该信谁？
现在问题来了：我们该怎么看待这段被篡改过的历史？有人说，李世民改史太不地道，连自己的家事都要撒谎；也有人说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要是没有玄武门之变，哪来的贞观之治？
其实历史这东西，就像一面被打磨过的铜镜，你说它不真实吧，它确实照出了人影；你说它真实吧，又总觉得哪里被磨得太亮，哪里又被藏了污垢。李世民改史的事，《新唐书》《资治通鉴》都隐隐约约提过，司马光就说「太宗既立，恐后世议己，欲尽删去国史」。连宋朝人都看出来了，可见这事不是空穴来风。
「夫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」——李世民自己说的这话，倒像是在提醒我们：看历史，得多个心眼。
玄武门的血迹早就干了，可关于那段历史的争论，还在继续。也许我们永远不知道那天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这段被改写的历史里，看到权力的游戏，人性的复杂，以及一个帝王如何用笔墨，给自己的人生写下最华丽的注脚。说到底，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，但人心，自有一杆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