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4年11月，南京民国政府内政部接到了绥远省发来的急电：由黄文弼带队的37人考古队，在结束黑水城发掘返程途中，于巴丹吉林沙漠东南边缘彻底失去联络，随队带走的三大箱元代文书、壁画残片等珍贵文物，也一同没了踪影。接下来的半年里，官方先后组织三次大规模搜寻，最后只在一个废弃的烽燧遗址里，找到了半页被风沙磨得只剩边缘的日记。
出发时惊动了整个考古界
这次科考的领队黄文弼，是近代中国考古界的泰斗级人物，也是第一个进入罗布泊考察的中国学者。1927年他就跟着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西北待了8年，对西北的地形、沙漠气候熟得不能再熟。
1934年这次考察，本来是奔着黑水城去的。这座西夏元代的边塞古城，此前被俄国人科兹洛夫盗走了八千多件珍贵文书，国内学界一直憋着劲要自己做一次正规发掘。出发前整个考古队做了足足三个月的准备，光骆驼就备了42峰，饮用水、干粮、向导都是精挑细选的，连绥远省驻军都特意派了5名荷枪实弹的士兵随行保护，按说根本不该出意外。
发掘过程其实异常顺利，考古队不仅找到了科兹洛夫当年没发现的西厢房窖藏，还出土了1200多件元代汉文文书、30多幅保存完好的佛教壁画，甚至找到了元代管理驿站的官方印信。当时他们还特意给绥远省府发了电报，说预计11月中旬就能回到包头，文物要直接送往南京博物院。
谁也没想到，这封电报成了整个科考队留下的最后消息。
三次搜寻只找到半页日记
科考队失联的消息传回南京，整个学界都炸了。民国政府立刻组织了第一次搜寻队，由当地驻军的一个连带队，沿着科考队原定的路线往沙漠里找，找了整整21天，连个人影都没看见。
1935年春天，第二次搜寻队特意请了熟悉沙漠的蒙古牧民做向导，扩大了搜寻范围，终于在距离原定路线30多公里的一个汉代烽燧遗址里，找到了科考队的痕迹：烽燧角落里堆着十几个空了的水囊，地上有烧过骆驼粪的灰烬，最关键的是，在一块石头底下压着半页被风沙磨烂的日记，能辨认出的只有几个毛笔字：“十月二十六，水尽，沙动，西北有人影，不似牧民。”
日记的日期是农历十月二十六，换算成公历就是1934年11月2日，正好是科考队失联的前一天。
第三次搜寻是1935年秋天，这次甚至动用了当时少有的侦察机在沙漠上空盘旋，可除了茫茫黄沙之外，什么都没找到。37个人，42峰骆驼，三大箱文物，就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，连一具尸骨、一块文物残片都没留下。
流传了八十年的三种猜测
这起失踪案后来成了中国近代考古界最大的悬案，八十多年来学界和坊间的猜测从来没断过，最主流的有三种说法。
第一种说法是遭遇了沙暴。巴丹吉林沙漠的沙暴素来凶险，瞬间就能把整个驼队埋进沙里，后续没有找到痕迹也很正常。但反对的人提出，黄文弼有丰富的沙漠考察经验，出发前就看过气象预报，而且他日记里写的“水尽”是在沙暴之前，真要是遭遇沙暴，不可能一点随身物品都没被风吹出来。
第二种说法是遇到了土匪。当时绥远西部沙漠里确实有不少马匪，觊觎科考队的文物也不是不可能。但随行的有荷枪实弹的士兵，真要发生枪战，至少会留下弹壳或者血迹，而且土匪抢了文物肯定会销赃，可从那以后，这批黑水城文书从来没有在市面上出现过。
还有一种更离奇的说法，说科考队是误闯了沙漠里的“黑城诅咒”。当年科兹洛夫盗掘黑水城的时候，就有当地牧民说城里有诅咒，擅动文物的人会被黄沙吞没。但这种说法显然更偏向民间传说，没有任何实际证据支撑。
至今没人能解释的两个疑点
这案子之所以到现在还被人反复提起，是因为有两个疑点从来没有被合理解释过。
第一个疑点是科考队为什么会偏离原定路线30多公里。按照原定路线，他们根本不会走到那个烽燧遗址附近，当时的沙漠路线都是固定的，有经验的向导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。有人推测他们是为了躲避什么东西才故意绕路，可到底在躲什么，没人知道。
第二个疑点是那半页日记里写的“西北有人影，不似牧民”。当时那一带的牧民都是逐水草而居，穿的都是蒙古长袍，会是什么人在沙漠里活动，还让科考队特意写在日记里？有人猜是当时盘踞在西北的外国探险队，也有人猜是逃兵，但都没有实据。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考古工作者也曾多次在巴丹吉林沙漠考察，偶尔能找到古代商队的遗骸和遗物，可1934年的那支科考队，却连一点痕迹都没被发现过。那三大箱珍贵的黑水城文书，还有37条鲜活的生命，就这么永远埋在了黄沙之下。
直到今天，还有人在沙漠里徒步的时候，偶尔会提到这个八十年前的失踪案。没人知道那天沙漠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也没人知道那半页日记里没写完的后半句，到底藏着怎样的真相。或许只有等哪一天黄沙被风掀开，那些沉睡着的秘密，才会重新露出地面。